在国际再保险价格持续坚挺的形势下，中国核保险共同体（以下简称核共体）正遭遇着艰难的分保局面。不久前一年一度的核共体年会的召开，这一问题再次引来众多关注的目光。
“几乎每个
核电站的起始年度保险和此后年度的续保，都要经历一番马拉松式的谈判”，核共体执行机构经理方春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经过长达4个月的谈判，秦山三期
核电站第二年度的保险价格终于在7月中旬敲定。然而方春银没敢多休息一分钟，因为更难的还在后面———中国目前最大装机容量的
田湾核电站起始年度保险及国际分保安排的谈判。“安排国际分保的事情必须在明年4月田湾核电站1号机首次装料前完成，其中包括向国际市场推介、国际核保险工程师现场查勘等等，游说国际再保险人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SARS又耽误了很长时间，压力很大”方说。
和常规保险项目不同，核保险高风险高保额低发生率的特殊性决定，即便国际上实力最雄厚的核共体也不可能独自承担核保险的全部风险，更不要说一家保险公司。目前，中国核共体的承保能力只有9380万美元，而国内核电站的最低保险金额也在10亿美元以上。这就意味着中国任何一个核保险项目保额的90％以上都必须进行国外分保。
1999年9月2日，中国核共体由中国再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英文名为ChineseNuclearInsurancePool（简称CNIP）。至今，核共体成员公司数量达到8家。承保核电站数量由2001年的2家增加到4家。
费率不升反降
“9·11”之后，和常规保险再保险价格走高一样，核保险的再保险供给价格亦上涨。而与常规保险不同的是，国内核保险费率不仅没有与9·11前持平，反而下降。
1994年2月1日和5月6日，大亚湾两台机组先后投入商业营运，标志着我国核保险正式启动。当时的承保公司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由于是首次承保核电站风险，保费定价较高，这为此后降低保费提供了可能。
“大亚湾两台机组几年来的良好表现（出险率极低）又为后来核电站的费率降低增加了砝码（在一般情况下，核电站前三年是事故高发期，换句话讲，也是高保险费交纳期）。岭澳、秦山核电站的起始年度保费下降幅度就比较大，有的仅相当于大亚湾保费的一半还不到”核共体工作人员顾颂说。
国内的特殊情况使核保险呈现出与国际不同的费率走势，这一局面在事实上提高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增加了核共体分保的困难程度，而必须进行国际分保的现实要求更加大了核共体与国际核保险人之间谈判的难度。
遭遇分保难题
“预计今年大亚湾核电站在续保时，保费不得不提高了”方表示。去年，核共体曾费尽心思和国际核保险组织讨价还价，基本达到了国内投保人的价格预期。随着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国际恐怖气氛的浓重，以及核保险组织内部提高保费呼声的高涨，中国继续保持原先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不太可能。“今年可能会提高5％—10％”。
核保险大量国际分保的特殊性，使核共体几乎成为保险业与国际市场联系最紧密的组织之一。好处显而易见，该组织可以将大量的国际核电站保险经验引进国内，但不易看到的另一面是，国际组织之间的竞争局面也不可避免地给中国核共体增加了分保困难。
在国际上，核保险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共保，一种是自保，前者由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核保险，后者基于核电站风险发生特点（核使用寿命长达40年，事故发生频率小，但一旦发生往往多为巨灾，保额大保费高），由核电站组成自保组织。目前，以共保形式为核电站进行保险的国家和地区为31个，我国是其中之一。
“共保和自保组织之间实际上是一对竞争关系，我国核保险组织只有一个，但在欧美等国两种形式并存，这种竞争关系令我们在分保时左右为难，国际共保市场的承保能力仅15.5亿美元左右，但如果将部分核保险分给自保组织，中国核共体又面临与共保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方春银无奈地说。
“另外，有的核共体组织萎缩，甚至被购并，在追偿的时候就会非常麻烦”方表示。
寻找突围方向
相对于车险、货运险、企财险等常规保险项目，核保险的风险管理难度要大得多，而收益在短时间内又无法看到，保险公司往往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常规市场上。在中国常规保险市场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核保险承保能力现实上受到常规保险市场发展的制约。随着
中国核电站的发展，中国核保险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
而在硬币的另一面，中国的核电站市场正在展示出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再保险公司总经理戴凤举曾介绍说，2001年，我国核能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2002年以来，秦山二期、三期，岭澳等5个核电机组相继投入商业运行，预计2005年这个比例将提高到3％左右。
依照中国目前核电站的建站周期，2010年以后，以装机容量为200万千瓦规模计，每年至少有一个核电站进入商业运营，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有人甚至预计到2050年，中国将有300个核电站，显然，这一市场规模也给核保险的发展带来无限空间。
为了摆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增强国内承保能力，同时及早建立起健全的巨灾损失应急机制，中国核共体正在努力寻找突破的方向。方春银向记者展示了不同于共保和自保组织的发展中国核保险的思路：“由保险公司与核电站共同出资组成核保险基金，初期规模两亿美元，没有事故年份积累保费并投资，发生事故共同赔付，必要时发行债券。这样中国核保险的承保能力提高了，核电站的投保热情也随之提高，又可以降低核保险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而引发的被动经营风险。”不过这一方案同样面临着各种政策层面、法律层面的突破。
此外，核共体自身的组织健全迫在眉睫。记者看到，核共体执行机构中只有4名工作人员，却承担着协调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保险人之间、以及国内承保人和国际再保险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任务，随着市场的扩大，业务将越来越多，人员与业务不匹配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不仅仅是人员数量上的不足，而且还存在一个素质不断提升的问题”有关人士认为。在核共体执行机构的主管部门———中国再保险公司改制减负的背景下，核共体的经营与管理正面临考验。 (中国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