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时任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国际组织与公义处处长的罗德隆跟随中国代表团首次坐到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的谈判桌上。当时，ITER——这个跨世纪最雄心勃勃的全球能源科技合作项目已进入第8轮谈判。这轮艰难的博弈持续了3年之久，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依然深深印在已成为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常务副主任的罗德隆心中，“当年的谈判结果是我们要承担10%的投资以及任务才能加入这个项目，投资额度大约100亿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国每年的政府科研投入也就200多元亿人民币。”说到此处，罗德隆依然有些激动。

从2008年中国正式承担ITER“采购包”任务开始，时间一晃已经过去近10年时间。当年对于ITER计划最大的质疑声就是：“投这么多钱，值么？”现在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ITER的中国“操盘手”罗德隆时，他用大量的事实、数据给出了坚定的回答：“值！”

全球视野下的谋划

记者：我们承担ITER任务已有七八年时间，其间的投入情况如何？

罗德隆：ITER整个计划投资是100亿欧元，除东道主欧盟贡献一半的份额之外，我国与其他五方平分，各贡献10%的份额，投入约1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占了当时我国科技部对科技研发一年投入的一半。目前，我们在ITER项目上的投入估计已达20亿～30亿元，平均每年投入2亿～4亿元。但以我国现在的国力，这样的投入水平已经算不上“天文数字”。

记者：通过对ITER计划的投入，可以看出我国对该项目确实非常重视。而学术界有“核聚变能源应用距离成功永远有25年”的说法。为什么我国会那么坚定地投入这样一个收效并不显著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中？

罗德隆：无论是从全球参与程度，还是从投入经费程度等方面看，ITER计划本身就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而在这样一个“超级”工程里，与我国参与的其它国际合作类科学工程相比，我们占据了更多的份额。我个人认为，当时政府的决策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根据我国核能发展三步走战略，最终就是实现聚变堆。而ITER计划的目的就是建造一个聚变实验堆，该装置不仅反映了国际聚变能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聚合了当今世界相关领域的顶尖技术。参与计划对我国而言，是我国核聚变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更有利于实现我们自己的能源战略。

其次，ITER计划被称为核聚变的“国际俱乐部”，它是1985年由美苏两国首脑倡议提出，由美、苏、欧、日共同启动。直到2007年，由中、欧、日、韩、俄、美6方组成的ITER国际组织正式成立（印度后来加入）。对中国来说，能进入这样强强联合的国际合作里，与世界强国共同完成一项超级任务，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证明。

再者，ITER计划提供了难得的科技发展机会。有些计划未必能实现当初预想的结果，但是过程中产生的附加值就足以受益无穷。就像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于“冷战”的需要，研究出了互联网技术，惠及全球。同样，由于ITER计划本身的特点和要求，完成任务的同时可以带动我国科研实力的提升，提高我国聚变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此外，参与该计划，使得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有更多的中国声音。

中国声音日渐增强

记者：ITER任务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在ITER项目中，中国具体承担了哪些任务？参与建造的是ITER的核心部分吗？

罗德隆：ITER计划由7方共同承担，任务的分配方案在谈判时就已经定下来了。谈判是个复杂的过程，每个国家都希望尽可能多地承担核心部件的任务，为将来自行建堆打下基础。

ITER计划共有100多个采购包，按照未来发展的需要，并根据自身的科研技术发展实力，最终，我国承担了12个采购包任务，基本涵盖了ITER核心关键部件。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把ITER关键部件全做了，而是只做一部分，还有一些需要消化吸收。

记者：目前，我们承担的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罗德隆：加入ITER计划是个很好的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在当初挑选承接采购包任务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愿意挑选有挑战性但又要具有一定实力基础的采购任务，我们也是如此。但这就意味着在承接任务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技术上的挑战。若有些产品的技术无法攻克，我们就要从国外进口，这样不仅技术发展受到限制，而且无形中又增加了投入。但是，截至目前，我们攻克了遇到的所有技术难关，没有必须依赖进口的产品。

从进度情况来看，中国在整个计划中进度良好，ITER组织两任总干事对我们的评价都是“中国在采购包的研发、生产方面领先于各方”。

记者：可以看到，“中国力量”在ITER项目里逐渐在加强。

罗德隆：的确如此。对于核聚变，早期我们是关起门来搞研究。由于这种未来能源实现的日期遥不可及，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中国聚变研究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也曾一度面临枯竭的危机。

自加入ITER谈判，我国开始重新重视这个领域，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加入到该项目，各院校、科研院所也在积极培养聚变人才，现在全球各聚变实验室几乎都有我们科研人员。

这些聚变人才使得我国在世界聚变领域，正在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向ITER组织派遣了大量工作人员，约占该组织全部人员的1/10，这些人员在管理、技术等层面，发挥了中国作用，发出了中国声音。

我国迅速进入世界领先方阵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通过加入ITER，目前我国聚变水平有哪些提升？在世界核聚变领域处于什么地位？

罗德隆：现在回过头看，我国当时做出加入ITER计划的决定确实是中央高瞻远瞩。如果不做这样的决策，损失一定很大。

位于成都的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和合肥的中科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通过参加ITER，提高了磁约束聚变方面的水平，使我国的核聚变水平进入到世界领先方阵。以前都是美国把不要的聚变装置“扔”给我们，现在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实验装置反而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有中科院东方超环（east），西物院的环流器二号A装置等。这些聚变装置，使我国可以与国际一流的聚变实验室平等交流、对话。

我国承担ITER任务的一级供应商总共有20多家，在ITER建设阶段，这些企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技术跨越，不只填补了国内空白，其研发水平、产品还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另外，我们在国际项目科研管理方面也有所收获。我国几届的科技部副部级领导一直都是中方理事会代表团团长，在ITER组织中发挥我们应有的领导作用。在理事会下属各个重要机构，中方也都有人员担任过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积累了非常好的管理经验，国际化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要“牵头组织一些国际科研项目”，ITER中我们积累的管理经验为此后牵头国际科研项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者：您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技术跨越？

罗德隆：比如，过去我们的超导线材全部依赖进口。2003年，中国进入ITER谈判之初，按照ITER装置的要求，西北有色院就投入了一群年轻人着手进行超导线材的研发。后来，产品水平不只超过了ITER要求，可供项目使用，还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出口其他国家。

再比如说，我们过去做不出超导导体，后来集中精力去研究如何把几千根甚至上万根丝做成头发根粗细的导线。线做好了，却发现外边的钢管不行，经过反复研究，我们不仅做成了导线、钢管，而且能批量生产。从目前来看，我们生产的导体样品测试指标都达到ITER装置的要求，而且部分指标远高于要求。

另外，我要强调一点，很多企业因为承接了ITER工程的部件制造而变得“卓越”。因为ITER组织经常会审视各个相关企业质保体系，以保证ITER装置的每一个配件都满足既定要求，这样也倒逼了很多企业高度重视自己的产品链，由此也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与国际接轨，提高了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完善了质量管理体系，无形中让企业塑造了自己的国际化思维，通过参与各类国际竞标，长了见识，增强了自己的能力。

记者：除了完成ITER相关任务，我国在聚变研究领域的规划如何？

罗德隆：在消化、吸收ITER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我们正计划自主研发设计CFETR（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目前，组建了以万元熙院士为首的磁约束聚变堆总体设计组（筹备）。

再过10年、20年，当ITER建成时，我们在核聚变领域的年轻人也已成长起来，他们会成为聚变领域的核心。我相信，到时，在世界核聚变的舞台上，中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申文聪 杨阿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