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中国需要防范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性下降

　　低碳能源转型背景下，石油行业投资大幅缩减，能源商品消化产能的周期缩短，伴随而来的是供需失衡带来的油气价格高位。

　　西方对俄制裁、碳中和、后疫情时代需求反弹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性下降，可能频繁出现供应短缺危机。中国需防范由此带来的与能源贸易有关的风险，绿色转型兼顾能源安全。

　　俄乌冲突至今，西方国家已对俄罗斯施加九轮制裁，对全球能源供应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和欧盟联合对俄罗斯施加了每桶60美元的石油价格上限，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将采用禁止售油作为反制。俄乌冲突将导致油气市场切换，这意味着欧盟和俄罗斯需要寻找新的合作者，会导致部分已有油气运输基础设施的弃用，以及产生对新油气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其运输石油到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到位，油气运输必须使用大型油轮，速度慢且成本高;同时，俄罗斯要提升在欧亚之间油气资源供应转移的能力，需要考虑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间建造新的油气管道，这一建设规划涉及面广、周期长。

　　从欧洲的角度看，要寻找更多的国际伙伴以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新的油气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不可或缺，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时间又可能与欧盟低碳转型的长期计划相左，欧洲由此陷入两难境地。

　　俄罗斯油气生产和出口受限将导致全球天然气供应持续处于短缺状态。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约占全球天然气出口贸易总量的25%。根据俄罗斯2023~2025年规划草案，其天然气出口量较2021年将减少近40%。2021年，欧盟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额的45%左右。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2年从俄罗斯到欧盟的管道输送的天然气总量约为600亿立方米。天然气供需缺口大小将受到俄气出口缩减程度的影响。加之碳中和进程下可再生能源比重持续上升，全球能源供应的系统稳定性将明显降低，甚至会频繁出现供应短缺危机。

　　在碳中和背景下，政府主导会导致油气能源供给侧萎缩比需求侧更快。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全球上游油气领域投资自2015年起持续萎缩，加之疫情影响，2020年跌至谷底，仅3280亿美元，约为2014年资本开支的40%。

　　政府主导下，投资向可再生能源倾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54.1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9%。原油消费量下降3.1%，天然气消费量下降1.2%;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9%，上升0.4个百分点。同时，国家能源局设立目标，2023年新增风光装机160GW，同比增幅超33%。

　　外部性是政府主导碳中和工作的重要特征。政府往往会从供给侧开始施压，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是企业受政策规制的压力增大;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相关投资持审慎态度;三是受政策影响，更多投资者着眼于收益率更有吸引力的新能源产业。碳排放约束下市场将资金聚焦于绿色投资，并大幅缩减针对石油行业的投资。能源产业链整体投资不足，油气领域的投资可能锐减，供给侧萎缩是直观上可预期的。

　　但政府对需求侧的控制力远远不及供给侧，因为需求侧较为零散，难以干预，所以碳中和背景下，油气资源需求可能会减缓，但萎缩速度不如供给侧。由于对油气产业的投资不足，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到后疫情时代需求反弹速度可能会远超供给水平提升速度。根据联合组织数据倡议(JODI)公布的数据，2022年11月全球石油需求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石油产量为疫情前水平的97%。12月全球石油需求激增，创历史新高，而供应降至五个月来最低水平。需求反弹的预期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各国政府加速经济复苏，新兴国家需求恢复，导致原油需求增长迅速;另一方面欧盟急于转型的同时，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加之新能源供应不稳定，加重了能源供应的脆弱性，面临短缺时仍需油气资源补足缺口。但是，油气供给由于涉及勘探、开采、运输、炼化等整体产业链的协调合作，在产业链投资不足的情境下，供给能力恢复速度较慢。

　　全球绿色转型直接推动投资重心转移，进而影响能源商品周期放缓。能源商品周期性明显，当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良好时，能源企业会持续加大产能投资，进而导致产能过剩，迎来消化产能的价格下行区间。但碳中和会影响能源大宗产品的基本周期。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积极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国际大型油气公司也逐步停止或减少新的化石能源投资，入局新能源，更多投资者着眼于收益率更有吸引力的新能源产业。低碳能源转型背景下，石油行业投资大幅缩减，能源商品消化产能的周期缩短，伴随而来的则是供需失衡带来的油气价格高位。

　　一方面，能源供应市场切换会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和地缘政治话语权，高油气价格预期使得供需博弈与地缘政治博弈更为复杂，中国需要防范由此带来的与能源贸易有关的风险。中国目前石油战略储备相对较低，应该明确战略石油储备对于国计民生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份额还不足以对石油进行有效替代的背景下，应该着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同时基于煤制油等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式也可以降低油气等战略性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增强国内能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强对外部能源供应风险的抵御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应当吸取欧洲能源转型中能源供应韧性不足的教训，低碳清洁发展需要兼顾能源安全。高油气价格客观上提升了新能源的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推动西部大新能源基地(风电光伏)、大运输(特高压和氢能)和大电动汽车的战略，将能源发展立足于国内产能，既满足低碳发展，也符合国家能源安全要求。同时，中国仍可以努力拓展石油进口渠道，持续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深化上海原油期货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并继续提升在国际原油贸易中的影响力。

　　(作者系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